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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九州的肥桃文化

时间:2017/04/11 阅读:0 作者: 我要打印


“硕大凝甘露,鲜肥结玉脂。蟠桃王母宴,无此不成仪。”这是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写给故乡的《肥桃颂》。驰名中外的中国名产肥桃,又名佛桃、大桃,产于肥城,故称肥城桃,简称“肥桃”,被誉为“群桃之冠”。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实业志》载:“山东肥城所产之肥桃,以其形大、色美、味甘、汁多种种优点,自昔即成贡品,声价之高实为他种之桃所不及。”

肥桃是在原产毛桃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精心培育而成的特有品牌产品。历代桃农不断摸索,创出了一套独特的栽培管理模式,又经选优培优,肥桃终成一方独特的美味,并发展为众多品种。到明清时期,肥桃已经名扬四海,成为皇家特供果品。在长期的培植过程中,肥城人民吸收借鉴中国桃文化的多种元素,创立了标新立异的肥桃文化。肥桃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特征和民俗寄托,桃花、桃子和桃木成为民间美丽、福寿、平安、吉祥的象征,一些寄寓其文化意义的桃木工艺品也应运而生,展现出肥桃文化的丰盈与多姿。随着时间的推移,肥桃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肥城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点滴之中,由此进一步丰厚了肥城传统文化的底蕴。作为这种文化现象的直接反映,许多关于桃花、桃子和桃木的诗词歌赋、小说散文、逸闻趣事、神话传说以及桃木工艺品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构成肥桃之乡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中熠熠生辉。肥桃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相对完整的传承过程,在绵绵不断的传播中,影响着一代代肥城人里仁为美,明德惟馨。

第一节  肥桃及其栽培技术

桃树是中国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早在几千年前就已被祖先从原始自然生产中驯化栽植。《辞海》谓:“桃原产中国,以华北、华东、西北各地栽培最多。”肥桃种植源于春秋,成于晚唐,熟于明末,广于当今,是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质条件,经历代桃农千百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用智慧和双手培育出的优质大桃。随着社会文明和生产力的发展,肥桃的栽培品种不断增多,面积不断扩大,声誉也远播他乡。

一、肥桃品牌的形成

中国人自古对桃树极为崇尚。最早见于民间风俗、文学作品者,桃树可谓独树一帜。《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夸父逐日》末句为“弃其杖,化为邓林”。据清代学者毕沅考证:邓、桃音近,“邓林”即“桃林”[①]。《山海经》还记载,传说上古时代的东海度朔山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桃树,有一枝干弯弯地拖到地面形成拱门。《淮南子》中也有关于桃树的记载。考古学者对郑州二里岗和河北藁城市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时,发现了陶钵、石斧、木炭和桃核,说明至迟到商代,野生桃已成为先民的食物来源,从而为祖先所敬崇。桃成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对象,显示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肥桃为肥城的著名特产,被誉为“群桃之冠”,是举世闻名的佳果。肥桃以果实肥大、外形美观、果肉细嫩、味美甘甜、营养丰富为主要特征,一般单果重200—300克,大者近900克。肥桃含糖量11.4—14.6%,含果酸0.25—0.43%,含可溶性固形物14.27—23.9%,果肉中含维生素C9.72—12.78%,在桃子中名列前茅。此外,尚含有维生素B12、维生素B17、蛋白、脂肪、胡萝卜素、纤维素、尼克酸、核黄素等及钙、磷、铁多种微量元素。常食可健脾胃增食欲,强壮筋骨,延年益寿,对常见病如动脉硬化、心脏病、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所以,世称人间仙果。肥城人以桃供佛,亦称佛桃,肥桃被推上了神圣的地位。

肥城人崇拜桃树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时期境内已种植桃树。《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七年(前556),齐鲁两国交战,齐兵围困鲁国北部边境的“桃”(今肥城孙伯镇一带)。当时,此地可能已大量植桃。“桃”地之名,盖由此来。《孔子家语》里亦有鲁国君以雪桃招待孔子的故事。《酉阳杂俎》卷二《玉格》还记载了一则齐州仙桃的传说,言御史中丞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碰上一僧正在食桃,其大如碗,鲜美异常。中丞随其寻访桃林,经过翻山逾涧,见有桃树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芳香扑鼻。有研究者认为,其中史论“出猎至一县界”的“县”,很有可能是今天济南南部的肥城。如此推论可信,则小说中的仙桃林乃是以肥城之桃林为原型,进而说明,肥城在唐代已有大面积的桃树种植[②]

明清时期,肥桃形成品牌,在志书中有了明确的记载。明隆庆六年(1572)《肥城县志》载:“果亦多品,惟桃最著名。”自明天启二年(1622)起,肥桃即成为皇室贡品。清雍正四年(1726)《山东通志》载:“桃产肥城者佳……”可见,当时肥桃已在齐鲁闻名遐迩。嘉庆二十年(1815)《肥城县新志》载:“味美,他境莫能及,唯吕店、凤山、固留诸社出者尤佳。”清代《深州风土志》载:“壬子年拾遗记云……山东则出肥城者佳,谓之肥桃。”[③]光绪三十四年(1908)《肥城县乡土志》载:“惟桃最著名,近来东西洋诸国亦莫不知有肥桃者……”此时的肥桃,不仅驰名国内,而且蜚声海外。

肥桃自明代成为皇室贡品后,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吃到肥桃为人生之一幸事。《山东之农业概况》载:“铁路(津浦)筑成之后,运往北京、南京、上海各处者,亦益见其多矣。”民国十一年(1922)《山东劝业报》载:“肥城蜜桃历年在外埠之销售量,济市及天津约占30%;青岛销15%;在沪销20%;在京销5%。”至民国二十一年,肥桃更是成了官商馈赠之珍品,是年《中国实业志》载:“十七、十八两年中,以鲁省官商各界是时多尚奢侈,赠礼风盛,以互相争购,其价较高。”

如上所述,肥桃的种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初具规模应在唐宋,成为品牌贡品当在明清。清末以降,则有更详细的记载。1934年,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吴耕民教授等即有《肥城桃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国桃多佳种……惟其中有肥桃者,产山东肥城县,形状伟大,冠绝群桃,而香气馥郁,汁多味甜,其品质较之上海水蜜桃系之果实,有过之无不及。是以脍炙人口,驰名中外,在昔逊清时代,曾为皇室贡品,即近时亦多为上流馈赠之需,声价之贵,远超群果。”

随着肥桃蜚声海内外,肥城的知名度渐渐提升。作为中国著名的肥桃之乡和中国桃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肥桃和肥城在中国桃文化的传播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中国桃文化的缩影,体现了肥城人朴实的性格和无比的智慧,构成了肥桃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肥桃产业的发展

肥桃生产历经沧桑,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形成规模。虽春秋时代已有种植,但直至明清年间,仍多属农家小片栽培。加之官僚士绅层层盘剥桃农,严重阻碍了肥桃的发展。

然而,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肥桃业的发展。清宣统元年(1909),山东省劝业道萧应椿为革除旧时弊端,保护肥桃良种,曾于县城(老城)南关火神庙旁立一石碑。但勒石保护仅止于劝诫倡行,对于如何促进其发展却无良策。到1921年,全县9个区中,肥桃主要产区仅为一、二、四、五区,共41个自然村,70余处桃园,种植肥桃8000余株,年产60多万斤。

1934年,吴耕民等撰写的《肥城桃调查报告》记载:“桃之栽培以城南第五区之东里村、西里村、顾家庄、李家小庄、黑牛山、小顾家庄、辛庄、井同峪、北老僧台、张家拔头、尹家山庄、营里庄、聂家庄等处为最多;第四区之后里留、上固留、韩家庄等处次之;第六区之纸坊庄、南王庄等处次之;第一区域内及域之附近亦有之。各处桃园概互相分离,不集中一处。每园面积以二三亩者为最多,最大者亦不过十余亩。”据同年7月23日山东《民国日报》载,当时共有肥桃410亩,8200株,年产肥桃164万个,产值30万元左右,“不可谓非一极大产业也”。与1921年相比,肥桃年产量略有增加,但栽培面积没有扩大多少。其主要原因,除旧政府不重视、官吏士绅层层盘剥压抑了农民栽培肥桃的积极性外,也有经营上的困难。

1937年3月13日,肥城县政府曾以“肥桃本为著名特产,徒以性易腐烂,不便运销,难期推广”为由,呈文省政府请求“筹设制造肥城罐头工厂”。但“以肥桃产量太少,势难作大规模制造,成熟期间太短,工厂久闲,亦不合经济原理。又肥桃为粘性核,制罐工作甚感困难,且届成熟时期,其果肉多液化,若加水加热,势必溶解”[④],未获批准,影响了当时肥桃的发展。1938年4月,日军侵占肥城后,桃园常遭兵燹战乱,桃户多将桃树伐去种粮,肥桃生产大幅度下降。到1949年全县肥桃栽培面积减至330余亩,产量不及战前的五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肥桃生产才得以恢复和发展,最终成为“最大的桃园”[⑤],并逐步发展为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三、肥桃品系与培优

肥桃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由于实生、自然杂交和选优嫁接等原因,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品系类型。山东农业大学罗新书等认为,这个品种群应当称之为“没有完全解体的孟得尔群体”,即从果肉与表面颜色、从果型、从味道、从品质、从个头等来看,确实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单株,并各有其特点[⑥]。肥桃主要有两个品种:一是红里大桃,果大,顶端微突尖,缝合线过顶,近核处果肉嫩红,呈辐射状。果皮黄绿色,成熟为米黄色。八成熟时阳面现片状红晕,九成熟时果肉乳白色,全熟时果肉韧软汁多,酸甜可口,有清香味。8月下旬至9月上旬成熟。二是白里大桃,略小于红里大桃,近核处果肉无红晕。单果重150—200克,最大者重500多克。果皮绿白色,成熟米黄色,无片状红晕。肉质细韧,白色,汁较红里大桃略少,香甜可口,无酸味。9月上旬成熟。其他还有香肥桃、酸肥桃、晚肥桃、柳叶肥桃、大尖肥桃5个品系。

以上品种,红里、白里肥桃栽培面积较广,约占总面积的80%;其他品种栽培面积较小,零星分布于各桃园中。此外,肥桃群体中还有一种畸形果——桃奴,果实圆锥形,茸毛极多,形似猴头,貌不惊人,味道甘美。单果重量大小不一,大者近百克,小者几十克。桃奴和大桃同时生在一棵树上,形成原因较复杂,目前尚无一致说法。一般说来与肥水不足、授粉不佳或树龄老化有关。

肥桃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受到历代栽培者的人工选择,综合了古代桃子的许多优良性状并加以发展,逐渐形成驰名中外的优良品质。培优措施主要有:

一是嫁接。取毛桃之核,直播苗圃培育砧木苗。出苗越二三年,砧木树干直径约达2寸,即可行嫁接。嫁接在4月初清明节前后,先将砧木齐土锯去,以刀劈开,接穗选用优质肥桃结果之新短枝,长约2寸许。接穗底部左右两面削之,使其横断面成为三角形,自砧木切缝之两侧插入,掩以老皮捆扶,以土培壅之。除此之外,亦有采用芽接法者,即“丁”字形芽接和套芽接两种。后通过肥桃选优,选取桃树优良单株,建优良单株比较试验园,再选更加优良单株作为母株,以母株接穗嫁接,同龄树可提高产量20—30%。

二是整枝修剪。肥桃之整枝概取菱状形,一般在发芽时采取撑、拉、吊方法进行,使枝杈分布合理,疏密有致。树冠高3米多时开始修剪。借其结果受重,枝向四周展开,树冠渐为平面扇形,并剪去伏地之枝、直立旺枝及枯枝。剪枝多在春季发芽前进行。

三是防治病虫害。肥桃嫁接后,继承了母本毛桃的免疫能力,但依然难御病虫害的侵袭。病害主要有桃细菌性穿孔病、桃炭疽病、褐腐病等,虫害主要有桃蛀螟、蚜虫、卷叶虫等。桃农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冬用石灰水刷树身、春用喷洒石硫合剂、夏用草木灰(或烟叶水)灭虫以及果实套袋等方法,确保桃树健康生长,果实不被虫噬。

四是土肥水管理。秋后翻土扩大定植穴并加施厩肥,改良土壤,或抽沙换土,加深活土层,提高地力,并及时锄地保墒。施肥一般一树年施一车粪,约250公斤。1921年《肥城蜜桃产销报告》分析,氮肥过多,磷钾肥缺乏,树势过旺,难成花芽。故减少厩肥及豆饼施用量,补施以小米糠、骨粉或草木灰等富含磷、钾性质的肥料。除每株年施一车粪外,雨季施5公斤豆饼,轧碎、深埋、浇水,使枝条健全,减除病害,提高结果能力。桃园建井,储水以供灌溉。按照桃树的生长习性,一般每年浇水4次:封冻前树四周围堰漫水;开花前浇足水;夏季追肥无雨浇水;秋后施基肥浇透水。盛花时可喷洒清水,提高坐果率。

培优管理还有一些措施,如为果枝撑柱,以防果重枝断;以每树保留300—400个进行疏果,确保肥桃果大质优;桃将成熟时,遇阴雾进行烟熏,以保肥桃色泽鲜美亮丽;对老树断朽根,施有机肥促生新根,进行复壮,延长盛果期等。

此外,肥城桃生长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故选址建园也是一项基本措施。肥桃品质较佳者,多产于低山丘陵区的桃园镇、仪阳镇和新城街道。清嘉庆二十年(1815)《肥城县新志》记载“唯吕店、凤山、固留诸社出者尤佳”,这些“出者尤佳”的地方都在低山丘陵区或河道故地,沟壑纵横,沟谷梯田,背风向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形成了特殊的小气候,为肥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建园的最佳地带。加之多种成熟的培优管理措施,不仅保留了祖先从各种桃接种中得到的优良基因,而且通过各种优良基因的组合,使肥桃不断发展和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名声渐显,并形成独特的肥桃文化而享誉中外。


第二节  民俗中的肥桃文化

   

肥桃是名副其实的“人文瓜果”。无论是作为“桃”之实体构成的桃树、桃枝、桃叶、桃子、桃核(仁)、桃花,还是与桃有关的劳作如种桃、剪枝、嫁接、移栽、摘桃、送桃、卖桃、食桃、赏桃、仿桃制作,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桃木制品等,都积淀着厚重的文化意识,是肥城民间思维模式的泛化与载体。肥桃的花、果、木作为不同的民俗载体,象征青春爱情,传递福寿吉祥,承载避邪养生,寄托理想感情,传承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蔚为大观,世代相传。

一、爱情之花

青春明媚,爱情如花,桃花亦总是关联着人。桃花的娇妍美丽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吟咏唱和的永恒题材。中国文学史上最先将姑娘出嫁与桃花盛开联系在一起的诗歌,当推《诗经•周南》中的《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这首诗以欢乐的节奏,明丽的色彩,热烈的气氛,温馨的意境,将桃与人、人与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生命和爱情的美丽。宋朱熹云:“‘夭夭’少好之貌,‘灼灼’华之盛也。木少则华盛。”[⑦]这是对桃的生物性的认识,既描写了桃花盛开时的如火燃烧的热烈和壮观,亦可见古人朴素的审美成就。纵观文学百花园中的桃花诗文,文学家无一不是借花抒情,以花言志,或寄情托思,或伤春悲秋。唐代诗人元稹也曾赋诗桃花:“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而离别相思更能撩拨人的心弦,唐代崔护的伤感令人肝肠寸断:“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唐代诗人刘禹锡则是以桃花写悲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红楼梦》里繁花似锦,但黛玉葬花独钟情于桃:“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些哀婉凄绝的爱情故事,正与桃花的美丽而短暂相似。

然而,桃花更如红颜。岁月如流,流过桃乡。肥城大地不仅代代传诵以上诸多诗文佳作,而且演绎为众多美丽的爱情故事,如《桃花仙子》《桃花公主》《桃花姑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桃花仙子》讲述陶山脚下的青年邢好,救了洪水中漂来的白面书生王恩,二人上山修理桃树,忽然刮了一阵妖风,紧接着传来女子的呼救声。原来是妖精掳走了桃花公主。邢好借助公主胸前桃花的力量,终于杀死了妖精,但被心怀鬼胎的王恩抢了头功,封为驸马。邢好在他曾救助过的小白龙、蚂蚁、蜘蛛等精灵的帮助下,连闯三关,与公主终成眷属。这桃花公主原来是天庭分管桃花的仙子,因思恋凡间投胎来到人间,降生时胸前挂着粉红桃花,从不放下。因此,皇上封她为桃花公主。后来,在战胜妖精的时候,桃花还发挥了神力。在皇上故意刁难的第三关中,皇上让公主与99位宫女各持一朵桃花躲在帘后,要邢好与王恩辨认。故事以花喻人,以花穿针引线,堪称一段“花为媒”的佳话。

二、长寿之果

民间年画上的老寿星,手里的“道具”总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寿桃”。肥城素有“君子之邑”的美誉,民风淳朴,性情敦厚,自古就有以桃祝寿的良习。相传孙膑18岁就离开家乡,到千里之外齐国境内的云蒙山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去就是12年。那年五月初五,孙膑猛然想起这天是老母80岁生日,便向师傅请假回乡看望母亲。师傅摘下一个桃送给孙膑说:“你在外学艺未能报效母恩,我送给你一个回去给令堂上寿。”孙膑回到家,捧出师傅送的桃给母亲吃。桃还没吃完,母亲的容颜就变了。以前雪白的头发变成了如墨的青丝,昏花的双眼变得明亮了,掉了的牙又长出来了,脸上的皱纹不见了,走路也不用拐杖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人们听说孙膑的母亲吃了桃变得健康年轻了,便纷纷仿效,在父母过生日的时候,送桃祝寿[⑧]

这虽然是民间传说,不足为据,但从心理学、审美学视角观察,桃形似心,体态丰盈,为长者敬桃,象征着奉献一颗纯情孝心,寄托着晚辈的美好心愿,故以桃祝寿的习俗当在情理之中。何况桃子甘甜味美,营养丰富,具有滋补强身、抗衰延寿的药用功效,所以,以桃祝寿就更具现实意义。因而肥城乡间流行“桃养人,杏伤人,花红果子抬死人”的谚语。上古药书《神农本草》中亦有“玉桃,服之长生不死”的记载,进而为以桃祝寿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蟠桃会上,桃子也是祝寿活动不可或缺的物品。民间传说中的王母娘娘蟠桃会仙、麻姑携桃献寿、南极仙翁手托仙桃祝福人们长寿等故事,在肥城广为流传。肥城民间还有“巨桃益寿”的传说:吃了头等大桃,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庚”。这种“益寿”的巨桃,在现实中似乎唯有“果形硕大,冠轶群桃,小者如茶碗,大者如饭碗”的肥桃,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肥桃越大越吉祥,“每个重半斤以上,亦有重至一斤余者”,且“仅产肥城一处”[⑨],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推崇。肥桃的培育成功,将大桃祝寿的理想变为现实,满足了人们的夙愿。

生活在肥城大地上的古人,很早就将肥桃作为吉祥福寿之果品。尤其是肥桃自明代成为贡品之后,肥城人在日常拜佛、祝寿、探亲、访友时,都将肥桃作为首选礼品。在没有鲜桃的季节,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或实心,或空心填馅,做成肥桃状,上笼蒸熟,代替寿桃。作为长寿之果的肥桃,在肥城民间已经成为孝道文化的载体。

三、辟邪之木

桃树在中国民间作为辟邪之木由来已久。正史中关于桃木辟邪的记载可上溯至《左传》:鲁襄公到楚国时,遇楚康王病逝,便命巫师用桃荆做法祛邪。当时肥城属鲁,这种桃木辟邪的风俗亦应有之。东汉泰山郡守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中记载:“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冀以御凶也。”当时肥城属泰山郡,这段记述应是肥城民俗的再现。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郛》卷十引马鉴《续事始》也有类似记载:“《玉烛宝典》曰:‘元旦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由此可见,桃木辟邪是原始巫术信仰的物化,是古人灵物崇拜的表现,是宗教的法物和风俗符号,蕴涵着复杂的文化内容。随着对桃树的崇拜,桃木逐渐成了压邪祛灾、祈求平安的象征。旧时端午节五更,肥城民间习惯在此时采摘东南方向的桃枝拿回家避邪,故有“三五充阳辰,东桃制百鬼”之说。桃枝拿回家用于悬挂避邪,或煎汤浴饮治病。端午节时,桃乡人们还有让老人、小孩佩戴小桃木剑、桃核篮、桃木棒等桃木饰品辟邪的习俗。肥城桃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崇拜“桃王”。桃王是肥桃由一个花芽开出两朵桃花呈并蒂状而形成的,果实一大一小,大的比一般正常大桃还要大,故称“桃王”。桃农如果发现了桃王,要上供烧香,磕头敬神,祈求桃王保佑桃行丰收。这种由辟邪引申而来的敬神祈福风俗,为肥桃所独有,并发展为温馨的吉祥文化。

桃木的辟邪作用在民间根深蒂固,而肥城与桃木辟邪有关的传说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城无西门的传说》正是桃木辟邪文化的一个例证。相传,元朝复置肥城县后的县城刚刚落成,形似卧虎,气势磅礴。后经数年续建,城内街道纵横,店铺林立,成为全县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县物资集散地,因而车水马龙,好一派繁荣景象。唯有西城门内空旷非常,独有一座城隍庙。官府下令在此举办庙会。庙会一开始,便发生了多名男子被美貌少女从西城门诱入山洞的蹊跷事。次日夜,又突遭龙卷风袭击,城内破坏严重,百姓一片恐慌。时任县令宁某独坐衙内,百思不得其解。忽有一老者求见,留柬一封,一转眼不知去向。宁县令忙拆柬看:

一、堵西门。迎陶峰,望陶峰,惹怒隐仙;扮美人,装美人,巧设机关;拆西门,堵西门,不留迹痕;心平静,衙平静,可保万年。

二、西虎坎[⑩]植桃林。桃林冬似火,红花春争艳。夏秋蟠桃六,鬼祟吓破胆。

三、改建大邑门。杨木梁来榆木檩,杏木窗户桃木门。门旁栽植佛桃树,避邪驱祟保安宁。

宁县令全部照办,果然安然无恙了。直到抗战爆发前,肥城老城的城墙无西门,整个城隍庙街,没有开正西大门的,西半城内外遍是桃林。后来因战火摧残,桃林灭迹,然种植栽培桃树在县城附近已成传统。这个流传民间的斗妖故事,体现了古代肥城人民祈福辟邪、追求安宁吉祥的文化心理。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中的肥桃文化[11]

 

作为“群桃之冠”的肥桃,不仅传名于嘉果之林,同时也飘香文学世界,见诸于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中。历代文学大家竞相濡墨寄怀,抒写对这一果苑奇珍的无比挚爱,同时也记叙了有关肥桃栽培育植、运输销售以及肥仙崇拜、桃事弊政等相关情况,是研究肥桃文化的重要参考史料。

一、小说作品中的肥桃

最早一篇与肥城桃相关的小说,见于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本章第一节曾经提及。清代以来,“肥桃”之名频现于近代小说之中。《老残游记下编》乃清末刘鹗的《老残游记》之续书,民国十三年(1924)由上海百新公司(书店)出版[12]。据“铁云(刘鹗)之孙厚磐兄言及……其中所载,皆系实事,并非向壁虚构者也”[13]。其书第二十四章《求其友声订交倾盖,巧譬物理垂钓深潭》中,有一段关于肥桃的对话:

清虚又道:“闻贵处还有两种珍品……一名肥桃,甘美异常,想与此鱼可为鼎足矣!”叶老尚未回答,老残插言道:“珍物顾不多得,名实不符者多,桃花鸡不过是因食松子而得美名,其实并没什么异味,肥桃却是珍品。”叶老问道:“补翁到过肥城吗?”老残答道:“肥城却是没到,是在济南吃过的。”叶老道:“此桃未熟之先,坚硬如木。已经八九分熟,即宜速摘,不然至夜就自己堕落。成熟之桃,大似钵盂,皮薄如纸,食时必先将桃放于盘内,用筷子在桃的上面戳一小孔,以口就孔吸之,液汁甘芳,直透胸臆,吸尽时只馀指顶大桃核一枚,棉纸厚一张桃皮而已,真仙果也……”老残道:“兄弟是在庄宫保幕中吃过,其桃之熟,其味之佳,以及吃法,俱如老先生说的一点不差,闻系自己差快马到肥城买就,连夜赶回省城,所以才能得十分熟的。”[14]

小说假借人物之口,对肥桃之味作了一番极为生动的描摹。有评者云:“肥桃之美,固为珍品,然经彩笔一写,更格外生色矣!”更为出彩的是,作者继承了“谴责小说”讥世刺俗的批判笔法,对清末的肥桃弊政予以无情的揭露。小说中官府借贡桃戕害桃民的故事,并非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饱含血泪的事实。《老残游记下编》不仅写了桃农所受各种骚扰,更写到遭受的官府迫害——“不然就要捉将官里去,相沿成例”。这里虽是小说,却用“史笔”,较之学者所记,更为详实。正如评者所言:“前代之采办贡品,为病民之虐政,即如此桃可见一斑。虽寥寥数语,直抵柳柳州一篇《捕蛇者说》,足见作者婆心。”确非过誉!

在晚清一部以工商界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市声》[15]第三十三回《留学生说明实业,小富翁信用高谈》中,借杨成甫之口,提出了大力发展罐头食品工业的设想。在诸多各地特产果蔬之中,作者特意提到了“山东的肥城桃”,实为吁请将肥桃制作罐头的先声。到20世纪50年代,肥桃罐头研制成功,开始大量生产,行销海外。于此,正可见小说作者所具眼光之前瞻。

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小说《文博士》中,传神地叙写了“焦委员”下属“唐先生”和他的“肥桃外交”——

有一次他把一筐肥城桃送给一位焦委员的朋友,后来据焦委员的秘书说,那位要人亲笔写给焦委员一封信,完全是为谢谢那一筐子桃。这种漂亮的工作,在精神上使唐先生快活,在物质上可以多少剩下点扣头,至少也顺手把他自己送焦委员的礼物赚了出来。[16]

当代作家刘瑞轩等曾以桃农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肥桃姑娘》,刊于《山东文学》1960年第6期。

二、散文作品中的肥桃

最早将肥城桃写入散文作品的,当推清代中期文士陈文述。他为友人所作《水蜜桃谱序》中,在缕述各地佳桃时,提到肥城之品:“水蜜一种,志乘未详,然冀北有肃宁之产,山左有肥城之沃。仆车辙所至,城芳用飨。江南之美,沪城为最。”[17]将肥城桃与肃宁桃、水蜜桃并推为国内三大名桃。评价甚高,惜论说未能展开。进入民国后,随着肥桃进入都会,“运往北平、南京、上海各处益见其多”[18],身价百倍,许多作家开始关注肥桃,并把桃香引入其溢彩流光的华章之中。

清末民初学者徐珂[19]所著《可言》,成书于民国十三年(1924),其文记录了民国初年肥桃销售上海的情况。徐氏自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已耳闻肥桃之名,但因“道远,未能致之以奉母”。说明其时因道路阻隔,肥桃尚未进入上海市场。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交通畅达,肥桃渐销上海。民国十二年(1923)七月,徐珂在上海得出版家张元济之馈,方得享肥桃佳味,重阳之后,又得友人林氏所购之桃,足见至迟于此时,肥桃已风行沪市,成为达官文士的馈送上品。

郑逸梅是现代著名掌故作家,《花果小品》[20]是其关于花木果品的一本随笔集。内中有肥桃一节:

山东之肥城,产桃绝隽美。以指爪掐破其皮,可尽吮其汁,只剩核皮一堆。长腿将军张宗昌在鲁时,其年桃大熟,长腿特饬专司献贻关外张胡。每五桃为一组,系以彩络,装诸筠篮。张胡啖之,赞美不绝口。而长腿之某姨太太固嗜桃成癖者,长腿尽罗致之,民间遂无复得尝肥城之桃,仙果琼浆,馋涎徒流三尺耳。

文中所言“关外张胡”,即奉系首领张作霖。从中可知,肥桃在北洋政府时期已输之关外,成为奉天大帅府的盘中之珍。

而老舍先生饱飨肥桃美味,不仅大快朵颐,而且产生了“知己”之感——“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21]这篇题为《习惯》的文章,是老舍辞去齐鲁大学教职转赴上海时,所写的一篇表明自己志趣、心性的文字。文中以肥城桃作为本土文化的象征物之一,借此表达了心中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及对西洋半殖民地文化的厌恶。当日军铁蹄兵临济南城下时,老舍满怀愤懑悲恸,创作了一篇《吊济南》,在悲叹“可爱的济南,已被敌人的炮火打碎”的同时,又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冀:“我将看见马鞍山前后有千百烟囱,用着博山的煤,把胶东的烟叶制成金丝,鲁北的棉花织成细布,泰山的樱桃,莱阳的梨,肥城的蜜桃,制成精美的罐头;烟台的葡萄与苹果酿成美酒,供给全国的同胞享用。”[22]

与老舍同期的作家易君左在《定泰山为国山刍议》[23]一文中,也未忘肥桃:“查鲁省物产,冠绝全国……胶莱之梨,肥城之桃,乐陵之枣,胶州之白菜,驰名全国。”

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写了多篇充满深情的怀旧散文,其中数处写到了肥桃。他在《忆青岛》中写道:“青岛不产水果,但是山东半岛许多名产以青岛为集散地……再如肥城桃,皮破则汁流,真正是所谓水蜜桃,海内无其匹,吃一个抵得半饱。”[24]——“海内无其匹”,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对肥桃所作的最高评价!在《槐园梦忆》中,作者再次回忆和父亲一起品赏肥桃的快乐:“肥城桃、莱阳梨、烟台的葡萄与苹果,都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我们放量大嚼……”[25]他在台湾为友人《故都乡情》作的序中,又情不自禁地念叨起肥桃:“其实肥城桃莱阳梨才是真正的美味,无与伦比,其他各地所产相形之下直培塿耳。”[26]——一代文豪梁实秋对肥桃的款款深情,真可谓至老不衰、至死不渝!

三、诗歌作品中的肥桃

在明清诗人的吟笔中,间有颂美泰山附近之桃的作品。如明人罗祖明《泰安桃》诗:“摘向垂垂叶,脱红自浅深。鼠形居细小,特味蕴甘霖。绛雪鸾声落,琼怡凤甲侵。故园应熟候,感慨系东岑。”[27]所咏或系指肥桃,但题中皆称“泰安桃”,当是其时尚未有肥城桃的“品牌”出现。至清末而“肥城桃”之名大噪,吟篇叠出,佳制不绝。其中,首推黄恩彤[28]的《肥桃》:

桓桓齐三士,各有力如虎。所争仅二桃,性命轻一羽。初闻不相信,谓为齐东语。壮岁赋远游,佳果堪指数。董墓所首推,深州亦可取。(京都名桃首推董四墓,次则深州。)枇杷黄金丸,荔枝白玉乳。塞梨尤殊绝,羊桃入别谱。此皆南北隽,旅食恣含咀。每忆园有桃,馋梦思东鲁。归田恰仲秋,实罗筐莒。素英带纷披,妍姿相媚妩。琼浆溢硕肤,雪肌劈香缕。甘芳妃沆瀣,滑腻奴修脯。弱不胜齿牙,清足凉肺腑。老佛心槁木,抬手思摩抚。(桃之上品名佛抬手。)矧兹豪士豪,重以武夫武。望树涎久垂,撤目先努。口腹甘身殉,延颈赴轻吕。噬嗑兆讼师,异味等妖蛊。不见郑子公,解鼋初登俎。染指愧虚尝,枭镜逞一怒。羊羹几亡宋,熊难待楚。尤物足移人,兹桃堪为伍。莫但笑老饕,公孙田与古。吾将其根,匝野种禾黍。

此诗作于清道光年间,是今所知最早的肥桃诗。作者乡里宁阳与肥城毗邻,曾先尝肥桃之味。此诗除了艺术上较可称道外,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从中可知,道光时肥城桃已被简称作“肥桃”,又知当时桃之上品被命名为“佛抬手”,今肥桃又称“佛桃”,或由此来。

陈锦[29]亦有一首《任南小乐府•肥城桃》,与黄恩彤诗构思上异曲同工,都通过与其他名果的勘比,突显肥桃果味的举世无匹。此外,刘蔚楚[30]《谢津门杨茂森君赠肥城桃(樊山先生有肥城桃歌)》也为人称道:

自闻肥城桃实,七年都被吟情搅。泉深土厚果产良,感我高朋始一饱。瑛光琼液世所希,王母筵开香色姣。星娥月姊舞霓裳,细擘转烦麻姑爪。不奇天上在人间,拜此嘉珍盘荐巧。玉凝碧晕绯霞,膏饧滑何用。向来世说桃有三,哈密距远深州甘。山东肥桃冠内部,京师水蜜空沉酣。但惜邮驿不易递,璺快破蒸筠篮。我今承润湛露,何幸迎车从济南。因之诌句谢我友,浑然春色醉中探。又俯仰悟达理,宿雨催红心自喜。登于泰岳难为山,游于沧海难为水。天地造物无尽藏,一桃之微有如此。[31]

此诗以绚彩之笔,用一系列生动的想象,描画了肥桃的色香味。其中“山东肥桃冠内部”一语,足见其时肥城桃“桃中之冠”的地位,已得到文人雅士的高度认同。

黄恩彤还写过一首肥桃酒的诗,题为《酿肥桃为酒,味极甘醇,因名碧桃春》:“曼倩三偷王母桃,一度动须三千岁。何若酒国有长春,一年三百馀番醉。”此诗对研究肥桃加工的历史尤为重要,由此可知,清道咸年间已开始用肥桃酿酒,并有了“碧桃春”的品牌。

第四节  物质变精神

肥桃,由实用而观赏,随崇拜而神化,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变精神的文化嬗递过程。肥桃作为一方独特的美味,在誉满四方的同时,将肥城的盛名传至神州大地乃至海外。琳琅满目的桃木工艺制品在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将辟邪、吉祥、喜庆、祈福、祝寿的文化内涵,潜移默化注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而雕玉为桃、为杯,更充实和延伸了桃文化的内涵。关于肥桃的轶闻趣事和民间传说,也早已转化为肥城人的精神动力和心灵慰藉。肥桃融桃文化和儒、道、佛诸家文化于一体,别具一格,影响深远。

一、桃木工艺的化境

桃木避邪文化和长寿文化推动了肥城桃木工艺的发展。作为象征降魔镇妖、保佑平安的桃木制品,真正获得文化新生始于肥桃的脱颖而出。因为肥桃树株均为嫁接而生,故树枝粗壮,木质坚实,有利于制作各类桃木工艺品,且经久耐用,不易变形干裂。唐代以降,随着肥桃栽培技术的日臻成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肥城出现了桃木制作行当,各种精美的桃木佩饰挂件和大型雕品应运而生,使玲珑剔透的桃木工艺品走进千家万户,渗透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随着人际交往和商贸流通传播到天南海北,深受各地人民的喜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逮至明清时期,肥城的桃木雕刻益加盛行,各种佩饰应运而生,并随移民和朝岱的香客以及官吏、商人,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流传到海外。清末民初,随着民间雕刻技艺的创新和发展,各种大型桃木挂件、摆件开始在肥城民间流行,其刀功、刀法、雕刻技艺更加娴熟、精湛。这时的桃木工艺内容不再局限于辟邪驱妖保平安,而是化境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赋予了吉祥、喜庆、祈福、祝寿等全新内涵,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文化蕴意更加丰富,极具观赏、把玩和收藏价值,因而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肥城桃木雕刻制品样式繁多,种类齐全,大到数米,小到不足一厘米,图样各异,琳琅满目,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和观赏价值,主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避邪类——剑、斧、镇家宅、纳万福、避凶祸、子孙吉祥、人寿安康、梳子、桃符、桃人、桃印、貔貅、碗等;二是吉祥类——如意、龙凤呈祥、天官赐福、牡丹、泰山北斗、葫芦、一帆风顺、鸡、喜鹊登枝、麒麟送子以及龙、凤、花、鸟、人物等桃木摆件等;三是长寿类——十二生肖佩饰、五福寿、福寿双全、松鹤延年、八仙庆寿、松鹤寿星等;四是实用类——镇纸、笔架、笔筒、风水镜、龙凤镜、平安瓶、台式镜、中国节、富贵鱼、大钱币、双龙、神龙戏水等。另外,还有台屏“一品清廉”、龙珠工艺系列、竹子系列、梅花系列、文财神、武财神等。

桃木剑悬挂于门后,寄寓的是平安愿望,象征的却是吉祥意义。桃木如意制品意味着吉祥富贵,平安如意,用于贺岁、婚嫁等喜庆活动,平添了许多祥和气氛。桃木福寿制品将富贵康泰、德厚流光等吉祥含义寓于其中,用作祝寿礼品,表达晚辈祝愿长辈福寿的由衷之情。桃木台屏“一品清廉”,示意公正廉洁,乃旧时百姓对清官的向往表达,官吏摆放案头能起到自警自律的座右铭作用,并预示着仕途畅顺,宦海吉祥。琳琅满目的桃木工艺品走进寻常百姓家,或挂于墙壁,或摆放桌面,或佩带身上,或把玩掌中,天长日久,营造了浓厚的吉祥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心趋善,民意思安,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文化氛围。

肥城桃木工艺的发展源远流长,主要靠言传身教,代代承递。民间记录的传承人已历五代:第一代传人李祥瑞,生于1820年前后,生地不详,前半生以雕刻小桃木佩饰走村串乡,沿街叫卖为生,辗转至肥城时,见此地多产桃树,便定居下来。第二代传人孙嘉浩,生于1861年,肥城人,自幼喜爱雕刻技艺,随师傅李祥瑞学习桃木雕刻,技艺大长,收徒数人。第三代传人马顺生,生于1893年,肥城人,善于雕刻木制家具,后投师孙嘉浩,专习桃木雕刻,不断创新发展,形成自己的雕刻艺术风格。第四代传人王慎法,生于1913年,十几岁随师马顺生学习桃木雕刻,技艺逐渐娴熟,刀法精湛,所做小件,深受四乡百姓喜爱,口传手授培养了不少徒弟,德高望重,颇有口碑。第五代传人王俊杰,生于1939年,自小喜欢桃木雕刻,受其父王慎法口传手教,学习桃木雕刻,承袭老一代的传统技法,所刻制品形象生动灵秀,线条简洁流畅,深受百姓喜爱。

二、桃形玉器的文韵

1991年在仪阳镇石坞村发现了民间收藏的两件特殊的清代玉器——雕刻精美的肥桃玉杯。这两个桃杯是用一整块玉料雕成的,每个杯子呈半个桃形,长9厘米,宽7.7厘米,高5厘米,重160克,内部圆润,可用来盛水、盛酒,外雕桃枝、桃花、桃叶,采用浮雕、镂雕技法,蒂部以桃枝为柄,底部以桃枝为圈足。两个玉杯扣合后,为一完整的玉桃。桃形玉杯的问世,得益于“康乾盛世”打通了缅玉、和田玉进入中原的通道,促进了中国内陆玉器工艺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此杯无论是在选料、工艺和型制等方面来看,都是玉器中的精品。然而,其独特性并不在于玉料是否珍贵,雕工是否精美,而在于它是迄今为止肥城境内独一无二的肥桃玉杯。在并不多见的存世桃形玉杯中,有的杯形为蟠桃状,如明青玉龙柄桃式杯;有的杯口为桃叶状,如清白玉仿西番作桃形玉杯。它们虽也构思巧妙,工艺精湛,但皆不及肥桃玉杯口圆、腹深,丰如满月,更具桃形。肥城发现的桃形玉杯,雕刻内容取材于驰名天下的肥桃,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不但说明了肥桃文化历史悠久,特别是在民间早有雕刻肥桃工艺品的习俗,而且充分反映了肥桃文化的普及和兴盛。

雕玉为杯,非为实用,实为观赏;雕玉为桃,非为品尝,实为祈福。这两个玉雕桃杯晶莹圆润,玲珑剔透,造型逼真,形象生动,是由鲜桃衍生而来的长寿文化在民间工艺制作中的独特表现形式,是人们追求幸福、祥和、健康、长寿等美好新生活的具体反映。它不但展示了精美的制作工艺,体现了高度的审美艺术,而且寄寓着祈福、祝寿的文化意义。桃形玉杯还从一个侧面说明,桃树在肥城的种植,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水果品种的延续,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传承下来。

三、轶闻趣事的添彩

在肥桃发展史上做出积极贡献的大有人在,他们都为肥桃文化增添了光彩。其中,冯玉祥将军和吴耕民教授恰成文武双璧,辉映桃乡,传为佳话。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对肥桃也有深情的回忆。这些轶闻趣事的涵义,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1934年,冯玉祥将军第二次隐居泰山时,于仲秋桃熟之际来桃乡巡察,看到硕大甘美多汁的肥桃,触景生情赋诗一首:“肥城桃,肥城桃,不独富人食,劳苦大众也要吃个饱。”这首《肥桃诗》体现了冯玉祥将军的拳拳爱民之心。他还萌生了扶持肥桃发展的愿望。1934年初冬,他派部属宋海亭[32]和恭振亚到肥城县第五区(今王瓜店街道)北仪仙村筹建桃园,租了10亩水浇地。是冬,雇人深耕,买施圈肥20小车(约合35方),买毛桃核400余斤进行播种。次年长出旺苗,高1.5米左右。1935年11月冯离开泰山时,责成宋海亭等人留守,妥善管理桃园。1936年春,他们从尚里等村买回优质肥桃枝逐棵进行芽接,5万株桃苗全部嫁接成功。当年冬又在成苗中间串种了毛桃。远在南京的冯玉祥将军心系肥桃发展,电令宋海亭等人桃苗售价按市价1/3出卖,以便贫苦百姓种植肥桃。从1936年开始,冯玉祥就指示留守人员在泰山试种肥桃,同时将泰山苹果苗移到北仪仙试栽。在所租10亩地中,8亩栽桃,2亩栽苹果。这是肥城最早引进栽培泰山苹果。以后数年,果实累累,肥桃、苹果均个大汁多。特别是苹果在当地还很少见到,群众争先抢购品尝,在集市备受顾客青睐。1947年春,国民党新五军来到北仪仙村,将果树砍伐殆尽,用作构筑工事。虽然果园被毁,但冯将军扶持肥桃发展的善举却在民间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中国近代园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园艺学家吴耕民教授等人,经过广泛认真考察后,于1934年写出了《肥城桃调查报告》。其调查研究出发点之可贵,考察方法之缜密,以及对肥桃发展的展望等,都对肥桃的发展有一定启示。这篇《调查报告》共分绪言、肥桃栽培之历史、肥桃栽培区域及桃树产量统计、气候、地质与土质、品种、栽培法、成果年龄及采收、病虫害、包装及运输等14部分。其中作者在《绪言》中写到:“国人有志于提倡栽培此珍果者,颇不乏人,惟因仅耳其名,或祗尝其果,未得其栽培真相,致不敢冒昧从事,蹈画虎类犬之饥。耕民为明了其栽培情形,以资研究改进与提倡推广起见,荟集成篇,公诸于世,聊供同志之参考,惟误谬之处,自知难免,幸希读者有以指正之。”此文是近现代首篇评论肥桃的重要文献,对肥桃文化的发展远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肥桃文化的研究进入学界,成为一项专门课题,学者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在回忆童年时深情地说:“我出生于1939年八路军115师东进山东前夕。虽然父亲罗荣桓担任115师政委,但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而享受到什么待遇,我与老乡家的孩子有着共同的体形——头和肚子大、胳膊和腿细,4岁多的孩子还不长头发,不会走路,典型的营养不良。在部队行进和转移期间,我作为部队特殊的一员,是坐着箩筐走过来的。挑夫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山东肥城的大桃,饿了,从箩筐那一头取桃吃。”[33]这段回忆文字,将肥桃与八路军115师联系在了一起,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关系。

四、民间故事的流传

肥桃传说故事是肥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流传甚广。传说故事的产生、完善、流传的过程,也是肥桃文化弘扬远播的过程。在肥城民间津津乐道的肥桃传说故事有上百个,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当属《肥桃的传说》。这是一个桃乡版的“割股疗亲”故事。白云山下桃农王老汉的儿子王小为了给老母亲治病,把种的桃子全部卖了,钱还是不够,还有一味贵重的药配不上。大夫说腿上的肉也可代替这味药。王小回家取出菜刀,从腿上割了一块肉,给母亲煎药服用,母亲的病果然就慢慢好了。王母娘娘感动于此,施舍桃种,遂有肥桃。

孝道是中华民族丰厚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各地有众多的“割股”记载,在肥城其实也确有其事。清乾隆年间,肥城南部安驾庄镇洼里村[34]出了一位大孝子刘子乐。他母亲生病想吃肉,但无钱去买,刘子乐就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弄熟之后给母亲吃。他母亲的病很快就痊愈了。清乾隆年间泰安知县程志隆修县志时听说刘子乐的事迹,将其编入志中。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真事变成了传说,将刘子乐误传成了王小,内容也进行了虚构,并收入《肥城民间文学集成》。由此可见,《肥桃的传说》中“割股疗亲”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故事与硕大甘甜的肥桃联系在一起,既有劝人尽孝的教化意义,又表现了肥城人民祈福祝寿的美好愿望。肥桃传说中,还有歌颂爱情、崇神敬佛、向往吉祥、反映培优、反抗官吏等主题,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至今不无启迪教育意义。

传说故事是肥桃文化的人性体现。这些传说故事,有的以树为载体,有的以花为比喻,有的以桃为依托,铺延开来,构成一部生动形象、富含哲理的肥桃故事集。故事背景或在北部县城(老城)一带,或在西北陶山脚下,或在南部望鲁山前,或在中部桃林深处,遍布桃乡各个角落。每个故事都与桃木、桃子、桃花有关,体现了肥城人朴实的性格和绚烂的智慧,构成了肥桃文化的特殊风景。肥桃的民间传说最终演变为“桃仙崇拜”。民国年间青岛画家苏竹影在《竹影杂记》[35]一书中有一篇《谈肥城桃》的文章,文章提及:“园中皆供桃仙,香火供奉,不敢有忤……”将肥桃羽化为仙,推上了神坛,充分表达了肥城桃农对佳品圣果的无比崇敬之情。今天,“桃仙崇拜”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桃仙形象却深深地嵌入肥城人民的心灵,孕育出趋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千百年来,肥桃和培育它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起生息繁衍。它的价值早已超出了食用的范畴,演变成一种普遍和自觉的文化现象,承载起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傅志亭  冯  伟  孙传云)


(本文摘自《肥城文化通览》下编第三章)


参考文献:

[1] 渠红岩《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国家人文地理》杂志,2009年第4期。




[] []毕沅《山海经校本》。

[]周郢《中国文学中的肥城桃》,载王霞《文化肥城·肥桃与桃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古深州,今河北深县一带。

[]《山东省政府公报》,民国二十六年(1937)五月十六日第437期。

[] 2000年,肥城十万亩桃园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王霞《文化肥城·肥桃与桃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 []朱熹《诗集传》卷一,中国书店1980年版。

[]《祝寿送寿桃的由来》,载李乔、余义芳《孙》(百家姓书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实业志》,转引自郑敏《肥桃与中国桃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肥城老城西城墙内过去称西虎坎。

[11]摘自周郢《中国文学中的肥城桃》一文。

[12]关于此书,参见《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9409页。

[13]耿鉴庭《咽喉科传灯录〔附老残医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14]耿鉴庭《咽喉科传灯录〔附老残医记〕》,第45页。

[15]姬文《市声》,载《绣像小说》,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

[16]《文博士•阳光》,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7]《水蜜桃谱》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259页。

[18]月培《产肥桃的肥城》,济南《民众周刊》1932年第422期。

[19]徐珂,字仲可,浙江杭县人,光绪举人,曾任《外交报》编辑。编有《清稗类抄》《清朝野史大观》等。

[20]郑逸梅《花果小品》,上海中孚书局1936年版。

[21]《老舍幽默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22]《老舍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23]《江苏教育》1933年第2卷第12合期。

[24]《雅舍散文》,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25]《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梁实秋文集》第198页。

[26]《雅舍谈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27]《罗纹山先生全集》卷七。

[28]黄恩彤,宁阳县人,清道光进士,历任至广东巡抚。

[29]陈锦,浙江绍兴人,道光举人,由知县历官山东候补道。

[30]刘蔚楚,广东香山人,系民初四大名医之一。

[31]《三三医报》,1924年第27期。

[32]宋海亭,莱阳水沟村人,林果专科毕业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33] 2011318的《作家文摘》摘录了《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的文章《罗荣桓告诫子女别做“八旗子弟”》,由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口述,董岩整理。

[34]洼里村当时属泰安县西南乡。

[35]大东图书局,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