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文化

您当前的位置 :网站首页 >> 左丘明文化 >> 正文内容

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后之左丘明文化研究

时间:2016/08/12 阅读:92 作者:刘长水 我要打印


2000年9月,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在山东省肥城市隆重召开。

与会者瞻仰了左丘明陵墓,参观了左丘明文化展览馆,考察了大量有关左丘明其人、里籍、姓氏及其后人的文献、文物。

依据这些史料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著述,研讨会对左丘明的历史地位、著述及其学术思想,左丘明的里籍、祠墓、姓氏等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研讨,并形成了初步的共识。

一致认为,左丘明为鲁国史官,是《左传》《国语》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并有着共同的志向和好恶,被孔子称为君子。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致认定,左丘明墓地、祠庙、故里均在肥城。

会议还对左丘明的姓氏进行了积极探讨,但尚未形成一致的共识。一是认为左丘明姓丘名明,“左”系其官职之简称;二是认为左丘明及其先人和后裔的姓氏,曾经历过丘—左—丘的演变。但会议一致认定,左丘明确为丘氏始祖。

会议还对进一步弘扬左丘明文化,开发左丘明故里,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如建立左丘明文化展览馆、以“左丘明”命名学校和文化活动场所、常设左丘明文化研究会、设立左丘明基金会、筹办国际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出版《左丘明研究文集》、以及宣传和组织左丘明后裔寻根认祖等。希望以这次研讨会为起点,把左丘明文化研究与开发引向深入并推向新阶段。

怎样以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为起点,把左丘明文化研究与开发引向深入并推向新阶段,本人作为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对于研讨会已形成共识的问题,不宜过于纠缠

左丘明文化研讨会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并经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地审慎研判,对左丘明的里籍、祠墓、官职、著作,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左丘明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以及左丘明为丘氏一族的始祖等,作出了不容质疑的认定和结论。对于这类问题,在今后的研究和开发中,没有必要再过于纠缠。

要相信本次研讨会出示的有关左丘明里籍、祠、墓的史料,可以说均为铁证。专家学者依据这些史料而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其他任何地方难以推翻的。事实只会越辩越明,也越有利于左丘明文化的研究和弘扬。

又如关于左丘明在鲁国的官职,也不宜因其姓名而纠缠。

有关左丘明在鲁国的官职,在当时不像“大史固”“大史克”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记载。孔子未称左丘明官职而称其“左丘明”“君子”。左丘明在《左传》《国语》中表述自己的议论时,没有像孔子和司马迁那样用名(丘)或官职(太史),而是代之以“君子曰”或“君子谓”“君子以为”。到了汉时,才有孔安国、班固在自注中称左丘明为鲁太史。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也只称:“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西汉版本之《孔子家语·观周》也只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汉书·艺文志》载:“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孔府馆藏文献《左传精舍志》之“荐圣图”,也只记:“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没有提及左丘明之官职。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左丘明在鲁国之地位或不在三桓之下。

有关“鲁左史”之说,多见于宋《能改斋漫录》及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所修《左传精舍志》之卷五谱系志。志载:“相之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官。生丘明,世为鲁左史官,故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且不论史实,仅就这段文字而言,即与本志卷之三祠墓志所载左丘明墓为“鲁史左丘明墓”不符,似有附会之嫌。墓之周边知情者和丘姓族人也均言,其为鲁史左丘明墓。墓碑为明天启年间知县王惟精时所立,矗立墓前三百四十余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左丘明所著《左传》《国语》也从未记有“鲁左史”,而只记了“鲁大史”。虽然有人认为“大史”就是“太史”,并解释为“太史”就是“左史”,但毕竟“左史”不是当时鲁国的官制,其称谓与史实不符。所以,今人多认为左丘明就是鲁史官。这也是左丘明文化研讨会所达成的共识。因此不要因为左丘明的姓名问题在其官职上过于纠缠。况且《左传精舍志》也清楚地认定,称“左”并非从左丘明始,亦不是至左丘明止。

再如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及其左丘明在史学界的地位,亦不宜在文字表述上进行纠缠。

“左丘明”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见孔子与左丘明之志同道合,以及孔子对左丘明的尊崇。《左传精舍志》之“受经图”与“荐圣图”又显现孔子与左丘明互视对方为良师益友。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左传》依经作传,以传释经的事实。因此,历史上常称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所以左丘明又有“经臣史祖”之称。

左丘明文化研讨会认定左丘明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重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我国历史经典之一,影响极为深远。纪要对左丘明的思想品德、社会地位、学术思想、文学价值都作了客观、充分、恰当的评价。这些评价与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对左丘明的评价一脉相承。所以即是今天的共识,也是历史的共识。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妄自标新立异,把对一个人的评价推向极至,赞则冠“家”,颂则喻“圣”。饰以过多的溢美之词,反而使人不易接受、认可,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二、对于研讨会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允许有争议和多说并存

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主要是左丘明的姓氏问题,即左丘明准确地说到底姓什么名什么。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左丘明姓丘名明,左是姓前加官职的简称,是尊称。也有专家认为左丘明及其先人和后裔在姓氏问题上确曾经历了一个丘—左—丘的演变。正如《左传精舍志》之谱系志所载,自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至王莽新政元年(公元9年),历五百三十余年,经包括左丘明在内前后近二十代,俱因避难,以世为左史官之简称“左”,或替代原先之姓氏“丘”,或“丘”前加“左”以别“丘”。

“左”与“丘”两者看似有区别有矛盾,但对左丘明而言两者又相统一相一致。一是两者都承认不管称“左”还是称“丘”,左丘明都传承着丘氏的血脉;二是不论左丘明姓丘名明,还是姓左名丘明,包括自汉以来的历代丘姓族人在内,人们都称其为左丘明;三是左丘明确系丘姓一族的开姓始祖。

基于以上三点,在左丘明的姓氏问题上似已没有必要深追穷究。应像拥有四五千个姓氏的中华民族对待自己的祖先炎帝、黄帝那样宽容和包容。有关炎黄二帝的姓氏有多种传说,但世人却没有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深究穷究。也没有哪一族人把自己的姓氏与之进行必然的联系。而是一致认为炎黄二帝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

为什么不宜再对两千多年前先人的姓氏进行深究?

一是因为每一姓氏的形成和确立,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长期发展的过程,起源也多种多样。有的以祖先的族号为姓,有的以国名、地名为姓,有的以方位、方向为姓,有的以官职、职业为姓,也有的以动物、植物及数字为姓,还有的是赐姓或因故而改变的姓。如《左传精舍志》之谱系志所载,就有一个先以地为姓,又改以官为姓,再复姓的复杂过程,即有专家学者所说的丘—左—丘的演变过程。

即使是汉以后姓氏已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丘姓一族仍被迫改“丘”为“邱”。因此还有学者将“邱”姓称为中华民族姓史上最年轻的姓。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八十余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部分邱姓族人再次去“邱”袭“丘”。又一次经历了“丘—邱—丘”的演变。而随着关于“姓名权”立法解释案的审定与实施,当子女可以有条件地选取父姓和母姓之外的姓氏成为现实,说不准会有更多甚至全部的邱姓人都再经历这个丘—邱—丘的演变。

此外,肥城还有“明”与“名”、“路”与“鹿”的演变之说。这些均足以证明,姓也是可变的,只是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多是不得已而为之。

二是因为修谱确系是姓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而不是儿戏。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华厦的统一,姓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为了“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昭穆、备遗忘”,自两汉始,以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一姓人即开始修族谱,确世系。而要确立世系,就必须确立一个一世祖,即开姓始祖。这个开姓始祖,不是那个人自封的,而是其后裔族人公认公推的族中最有影响和最受敬慕的人。同时也是世人所熟知所认可和敬仰的人,是对社会有着积极和深远影响的人。另外这个人似还应该具备“空前绝后”的条件。即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这个人的名字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其后,又是后人敬而讳之的。如丘氏始祖左丘明,古今中外鲜见二者。如被孔姓一族尊为开姓始祖的孔丘,孟姓一族的开姓始祖孟珂,亦无不如此。而姓丘(邱)名明称“丘明”者则或数以百千计。

丘姓一族及其开姓始祖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学者应劭著《风俗通义》。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陈彭年、丘雍等奉诏根据《切韵》修成的《大宋重修广韵十八·尤·丘》条,注引《风俗通义》载:“丘,鲁左丘明之后。”

应劭父应奉是汉桓帝时名臣,官至司隶校尉。应奉记忆力特强,自幼至长,凡所经历,无有忘怀。应劭专心好学,博览多闻,著作达十一种,曾任泰山太守。《风俗通义》成书于公元189年~220年间。在此前后,丘氏族人俊杰代出,德高望重,蜚声朝野,影响非凡。如丘俊,西汉平帝(公元1~5年)时,曾持节安抚江淮。丘滕,东汉光武年间(公元25~57年),历官公卿、大司马。丘欣,小有大才,傲世自立。《风俗通义·姓氏篇》称:“丘氏,有勇士丘欣。”丘起,左丘明第十五代嫡孙。工文学,新朝(公元8~23年)王莽征诏不就。并从此去“左”袭“丘”,与族人一起恢复了丘姓。应氏父子对他们均应有所了解。所以其谓“丘,鲁左丘明之后”,绝非妄言,也必得到丘姓族人的认可。

再如汉后西晋(公元226~316年)之丘沈,南朝(公元420~589年)之丘寂之、丘灵鞠、丘迟、丘杰、丘仲孚、丘巨源、丘冠先等,都出自丘氏望族,博学多才,声名显赫。他们也均认同《风俗通义》之说,自言“鲁左丘明后。”

综前所述,丘姓族人在确立世系的开姓始祖时,不选择左丘明先人,也没有选择象邾国大夫丘弱等直称丘某某者,而是认定一位被世人一直称为“左丘明”的人作一世祖。这足以证明:一、左丘明确与丘姓一族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左丘明所传承的始终是丘氏血脉。二、左丘明确系丘姓一族中最受尊崇、爱戴和最有影响、最具凝聚力的人,也是对人类历史贡献最大的人。三、左丘明是世人共认的弘才巨儒,是中华文学史和史学史的文宗史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之一。是道德高尚,光明磊落的仁人君子,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鲁君子。

其次,还有左丘明的生卒时间,也是上次研讨会留待以后继续研讨和史上一直存疑的问题。自春秋以来,一直未见有关左丘明生卒的文字记载。现存于世的唯有左丘明嫡系后裔代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他们依据左丘明与孔子年龄之差与享年,推算出左丘明应生于公元前约556年,卒于公元前约451年。并根据族人之年祭,确认其诞辰为农历九月九日。本人以为在没有其他更加确凿的史料的情况下,也不妨即依此口碑资料或认可,或存疑,以资以后之研究,以利左丘明文化的开发与弘扬。其实,史上许多东西都是先有口碑资料,然后而传承下来的。即使是被奉为国书,视之为国之瑰宝的《春秋》《左传》,不也是经十几代人历五百余年,先口口相传,然后纂之成书刊之于世的吗?

三、关于左丘明之称谓,应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以史料为依据,以不违背传统文化为准则,以有利于弘扬左丘明文化为目的

对左丘明的称谓,在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之前,似没有多大争议。汉之争,争的是《左传》该不该立学宫;清之争,争的是肥城丘姓族人是不是左丘明嫡系后裔;清末以来之争,则主要是左丘明里籍、墓和姓氏之争。这些都是左丘明文化研究课题中的一个科目,是学术研究,纸上谈兵。而对其称谓,自春秋以来,上至儒家鼻祖孔子、历代帝王,下至坊间百姓、小学生无不称其为左丘明,似从无异议。但自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确认“左丘明确为丘姓始祖”后,好像就有一种声音在涌动。即左丘明既然为丘姓始祖就不应再称“左丘明”,而应称之为“丘明”。与此同时“丘明公园”“丘明中学”,还有什么“丘明故里”、印有“左史丘明”的图片,也风生水起。更有甚者,历两千余年经宋明两代所敕建、公修的先儒左子墓、鲁史左丘明墓,也被穿凿附会为“鲁左史丘明之墓”。将左丘明称谓之争社会化、现实化。将世人共仰止的左丘明演绎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丘明”。左丘明因系丘氏始祖,遂被演绎为“丘明”,这大概是研讨会所始料不及的,也绝不是研讨会之初衷。

记得最初接触“左丘明”这个课题,是上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祖居石横镇衡鱼村(古都君庄)的王庆吉老师称,左丘明是肥城石横镇衡鱼村人。衡鱼有左丘明墓、左丘明嫡孙故居、孔府衍圣公亲题牌匾、左丘明碾等文物。并言左丘明后人已故丘明阳先生曾自称,左丘明是其及丘姓族人的开姓始祖。明阳先生曾致信山东省人民政府,吁请保护左丘明墓等宝贵文物,开发左丘明文化。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震惊。左丘明这样一位历史名人竟出自肥城。二是觉得好笑。妇孺皆知的左丘明怎么与丘姓联系到一起,并成为丘姓一族的开姓始祖呢?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远不止我一个,其中包括无数丘姓人。这或许正是引发左丘明称谓之争的起始原因之一。

时隔不久,曹县徐子红先生因左丘明墓事亲莅肥城,这才使我茅塞顿开。于是与石横镇党委政府一道北上京城,南下阙里,拜名校专家,访里间百姓,搜集了大量翔实的史料,征集了大量论著。在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了2000年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当时,包括庆吉老师、石横丘氏族人以及所有与会人员在内,绝无人提及将左丘明改称“丘明”之事。大约2010年,有位德高望重颇具影响的丘姓族人到肥城拜谒其始祖左丘明墓。途中他转达族人的意思问我:能不能将左丘明改称丘明?我回答:绝对不行。但因时间关系,没能解释其原因。回到新城后,简单写了几点:

一是有违祖宗之法。两千多年来,丘氏八十余代,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都是左丘明,现在却要改拜“丘明”。不知对于一个有着五百多万人口,世代贤良辈出的望族来说,应该怎样向列祖列宗解释和交待。又该怎样向世人解释两千多年前,史上第一部记载姓氏的著作《风俗通义》,对丘氏始祖的认定;怎样解释由丘氏族人编纂,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现在更有人认为是一千九百年前左丘明第十六代孙丘堂所编),并被丘姓族人所普遍认可的《左传精舍志》;怎样解释由左丘明嫡系后裔供奉了两千多年的神折子(见肥城市党史史志办与石横镇政府合编的《左丘明史料选辑》)。总不能说它们全部都是空穴来风,全是伪造的吧。

二是有悖人伦道德。世上只有长辈为晚辈起名改名者,而晚辈为长辈改名,尤其是为始祖改名的应为鲜见。如果真向有人所言,其原姓名就叫“丘明”,那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当代人不称其为“丘明”。两千多年来左丘明后裔也一直不言其原姓名,而非得在两千年后才改呢?难道今人比先人更知情更明礼?

三是不合中华文化之传统。如前所述,世系的确立和开姓始祖的认定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不是儿戏,不能朝三暮四。从一而终是中华文化之传统,也是君子之德之体现。因此,才有丘俊持节不归和丘起奉召不就。而作为君子后裔的丘姓一族,其开姓始祖又怎能说改就改,说换就换呢?

四是历史不能随意改。不管左丘明姓左还是姓丘,两千多年来一直称其为左丘明。两汉以来丘姓之鸿儒达贵也均言为鲁左丘明后。所以即使有丘姓族人甚至是左丘明之嫡系后裔放弃左丘明为始祖,而称“丘明”为始祖,但那位与孔子同耻共荣的人仍然是左丘明,司马迁所说的鲁君子仍然指左丘明,历代帝王所称的“先儒”“先贤”“左子”“霞丘伯”“中都伯”仍然系左丘明,《左传》仍称《左传》,《国语》作者仍然是左丘明。就连二十世纪前的丘姓,仍会记为“鲁左丘明后”。言始祖为“丘明”者也只能从二十一世纪始。

五是违背广大丘氏族人之意愿。两千多年来丘氏族人之有识之士,无不以始祖左丘明为荣,亦无不以系左丘明之后而骄傲。所以他们才从四面八方汇聚肥城,寻族人之根基,续宗亲之情谊;谒先人之祠墓,颂祖宗之功德。慎终追远,继往开来。而不能接受左丘明为始祖者,不应强行改变全球丘氏族人的意愿,硬将“左丘明”改称“丘明”。让他们不祭举世无双的左丘明,而去祭数不胜数的“丘明”。

六是不合《文物保护法》。左丘明是历史名人,其墓、祠等古迹都在文物保护之列,不能随意修改和改称。

七是不合程序。左丘明及其文化,源于古老的华夏文明,又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春秋以来,可与圣人孔丘和亚圣孟珂相比肩的君子。他德才兼备被誉为文宗史祖。他不仅属于丘姓一族,不仅属于肥城,也属于中华民族,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是哪个人、哪些人、哪个地方的私有财产。任何个人、人群和地方,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肆意摆布甚至是恶搞。所以,如果真有必要改变其称谓,也必须由地方主管部门详稽事实逐级上报,由国家权威机构和政府核实批准并昭告天下。决非哪个人、哪些人可任性所为的。历史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也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

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没能将这些解释面呈丘先生,虽然他留下了联系方式,但忧于扰人,同时也相信他能权衡利弊,正确决择,就没有再与之联系。深感抱歉。

当然,既然有人能提出这个问题,敢于挑战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必然有他的许多理由。

如有研究称,左丘明之“左”应该是官职“左史”之简称,“丘”是姓,“明”是名,“左丘明”是官职加姓名的联称和尊称。则认定去掉官称左丘明就是“丘明”。

且不论左丘明是不是左史,仅从常见的史料来看,在将姓名与官名、国名、地名等联用时,常为单联姓或名,而鲜见有全联姓名者。如《左传》称太宰周公孔,多称其宰周公或宰孔,而不称宰周公孔。汉太史司马迁也称史迁,但不称史司马迁。居柳下之展获,谥号惠,常以居住地和谥号联称为柳下惠,而不称柳下展惠。鲁国之公输般(般、班通用),常以国名与名联称为鲁班,而不称鲁公输班。同时,当官职称谓为偏正结构的词组,如太宰、太史、左史、内史、大史等,在与其姓或名联称时,均或联全称或仅联“正”,而绝不联“偏”。如大名鼎鼎的楚国良史倚相,左丘明在《左传·昭公十二年》和《国语·卷十八·楚语下》中都称其为“左史倚相”或“良史”,而不称为“左倚相”。太史官司马迁又称“史司马”“史迁”,但不称“太司马”“太迁”。太宰周公孔称“宰周公”“宰孔”而不称“太周公”“太孔”。《左传》所记诸国的诸多太史、内史、左史、大史,如虢国太史嚚、周大夫内史过、晋大夫太史蔡墨等,亦均称“史嚚”“史过”“史墨”,而不称“太嚚”“内过”“太墨”。左丘明身为一代名史、道德礼仪之楷模,应不会处处不循常规另辟蹊径吧。因此,此说似有待商确。即使真如所言是尊称,则“左丘明”之称就更不应改。为什么孔子尊称他左丘明,历代帝王尊称他左丘明,丘姓先人都尊称他左丘明,世人两千多年一直尊称他左丘明,我们今天却要谦称或卑称他为“丘明”呢?甚至反对对他尊称呢?

孔子,世人皆知其姓孔名丘,但其嫡系后裔无人不让尊称其孔子而非要称孔丘。全世界四十余处孔子学院也未有叫“孔丘学院”者。孙中山,姓孙名文,化名中山,世人均尊称为孙中山。“中山陵”、遍布全国的“中山中学”“中山公园”“中山路”,也无一以“孙文”命名者。

其实,不管是左丘明的“左”是不是官称,无论是称“左子”“左氏”还是“左丘明”都充满对左丘明高尚的道德品质、高风亮节的人格情操及其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的崇敬。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寻根问祖的左丘明后裔,都是慕“左丘明”之名而来,而决不会是慕“丘明”之名而来。

还有认为,称“左丘明”是为避直呼其姓名“丘明”之讳,借先人历为楚左史官之“左”字加在姓名前的。既然能加,当然也可以去。但从史料来看,当时讳直言姓名之律戒并不森严。《左传》“孔子曰”“仲尼曰”“孔丘曰”并用,多处可见。《吕氏春秋》有“孔丘、墨翟,昼日讽颂习业。”《汉书》有“鲁哀公十六年夏八月已丑,孔丘卒。”《左传精舍志》也有“孔丘其圣人欤。”其“授经图”更是“左丘明”“丘明”并用,言:“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而修之……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传。”因此,避讳之说似难成立。

当然,如果避讳之说成立,则更不能改“左丘明”为“丘明”。孔子避直称“丘明”之讳,而称左丘明;历代朝廷也避其直称姓名而称左丘明;丘氏先人避祖宗名讳称左丘明;左丘明嫡系后裔所供奉的神位也避讳直呼“丘明”而书之为“先贤左丘明”,谱系则称“一代左丘明”。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却不再言避讳,直称“丘明”,甚至直书于墓碑。使人感到不解,也予人以有违常规和伦理的感觉。如果不是刻意要改变什么,如果是后代为先人立碑,不妨先到祖坟看看前人是怎么做的;也可到孔林、孟林参观一下,看他人是怎么做的。且莫以一时之任性,留千载之笑柄。

更重要的是,不能以少数人之冲动授人以口实。言肥城以“丘明墓”之伪,争他人“左丘明墓”之实。用自己的失误重蹈范蠡墓之辙。

再有就是认为既然左丘明存在姓丘名明的可能性,自然也可以称其为“丘明”。仅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讲,似无可厚非。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退的。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也是不易改变的。对一个人的称谓或者说习惯称谓与其原姓名可能有差别,甚至没有任何联系。但一旦形成习惯,当习惯已成为自然,则不宜改变。如鲁班、秋瑾、茅盾、冰心、鲁迅等,很少有人再称其原姓名。以鲁迅为例,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笔名鲁迅。后人遂以其笔名“鲁迅”而称之。其故居,陵墓都以“鲁迅”而称之。公园、学校亦有以“鲁迅”而命名者,唯没有以“周树人”而命名者。鲁迅之后世子孙也不再称其为周树人或周樟寿,而称之为“鲁迅”。如其子周海婴言:生活在鲁迅那个时代的人,特别能理解鲁迅……鲁迅的思想代表了进步的战斗的方向。其侄女周晔也称伯父为鲁迅先生,并依据其父周建人的口述出版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

更何况左丘明姓丘名明,仅是两种可能性之一,还有一种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那就是《左传精舍志》所记述的:“相之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官。生丘明,世为鲁左史官。故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丘,隐居陶阳,复以丘为姓氏。”据此,左丘明理应姓左,丘明则只是其名。若果真如此,只称“丘明”,就是直称其名讳。而直称先人名讳,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都应是大不恭大不敬。如孟子称柳下跖(展雄)为“跖”,展雄称孔丘为“丘”一样,表达的都是居高临下,蔑视甚至是俾视的情感。

所以,即使是左丘明被认定为姓丘名明,“丘明”也只能作为左丘明人物的夹注,像介绍鲁迅等人那样,言:“左丘明,姓丘名明”。而不能用“丘明”替代左丘明。即不能称“丘明”为鲁君子,也不能将左丘明墓称之为“丘明墓”。就像不能将《左传》改称“丘传”,将《左传精舍志》改称“丘传精舍志”一样。

有人也常这样解释:“丘明”就是左丘明。既然就是左丘明,既然称“丘明”必须用左丘明作注,为什么就不能直称左丘明,非要节外生枝多此一举呢?需要申明的是,即使承认“丘明”就是左丘明,但两者也不能互相置换,孤立地直接把左丘明称之为“丘明”。众人皆知左丘明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全世界的认知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不信,请把“左丘明文化研究会”也改成“丘明文化研究会”试试。

既然以上原因都不足以成为改变左丘明称谓之理由,那唯一一个理由也是可以理解的理由,可能就是清嘉庆“左氏案”之后遗症。

清嘉庆关于立左丘明七十三代孙丘明善为“五行博士”之争,又称“左氏案”或“左丘公案”。嘉庆帝罔顾历史,驳回所议。以致大臣反目,影响颇巨,也确实给丘氏一族带来很大麻烦和羞辱。如何用现代伦理解释丘姓为什么称左丘明为始祖,也成了左丘明嫡系后裔的一块心病。并试图在左丘明和丘氏之间找到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连接方式。这既反映了丘姓族人不愿放弃是左丘明之后的历史事实,又反映了丘姓族人面对世人的质疑缺乏自信和理直气壮的一面。而对于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均没有异议,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也再一次给予了明确肯定的答案。所以丘氏族人特别是左丘明故里之后裔大可不必再为此而纠结。不要以个人意指而亵渎先人,也不要用各种附会去亵渎中华之文明。这对左丘明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弘扬没有一丝一毫的裨益。

四、牢牢把握继续深入研究左丘明文化的方向

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掘弘扬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更好地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造福于人民。而不能一味纠缠一些细枝末节。

对历史人物的探讨,主要应探讨其在历史长河中的足迹,在历史进程中所代表的思想和导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或警示后人或激励来者。而对于那些对整个人类社会和人文历史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更应跳出一些小圈子,站到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

左丘明是世人共认的“君子”,道德人格的典范。

肥城作为左丘明故里被称为“君子之邑”,对研究开发左丘明文化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对弘扬君子之风理应一马当先。

君子,《易·乾》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谓君子,做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对事兢兢业业,永不懈怠,不以自身失误而祸事。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谓只有品德高尚而又才华横溢,德才兼备且达到很高境界的人才能被称为君子。

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称君子怀仁德,施仁政,爱人民,遵礼仪,守礼制,成礼乐。

后来儒家更系统地把君子之道德归纳为:不妄动,动必有道;不徒语,语必有理;不苛求,求必有义;不虚行,行必有正。言君子之人格原则是:不媚权重,不附势强;美不奉,恶不讳;不畏强,不欺弱;善行者交,好恶者弃;尊长者,庇幼小;为民安其居,为官司其职;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对君子的种种赞美,既反映了人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又是对社会文明的向往;既有历史文明的传承,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

加强左丘明文化研究和开发,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肥城作为左丘明故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通过逐步修复、修建“左传精舍”等遗迹和与左丘明文化有关的设施,广泛宣传左丘明的道德情操和奋发向上鞠躬尽粹的精神;宣传左丘明独慎、节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格;宣扬左丘明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谦谦君子之风貌。使每一个身居肥城者都以肥城有左丘明而骄傲,都以左丘明精神相激励,都以左丘明品德为楷模,都以左丘明风彩相规范。有力推动肥城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

进一步加强左丘明文化思想研究,自觉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与《国语》均由鲁君子左丘明所出,被誉为国之瑰宝。左丘明亦被称为“经臣史祖”。《左传》以史而论,借用“君子曰”“孔子曰”近一百处,褒贬时事。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反映了作者的道德观、人生观、政治观、战争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其治国理政的理念。

左丘明非常重视人的作用,倡导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这在《左传》中屡见不鲜。如《左传·鲁桓公六年》引季梁的话:“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阐述人与神的关系,认为人是主宰一切的。这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又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引史嚚语:“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阐述国与民心、民意的关系。认为民心、民意才是决定国家兴旺衰败的根本。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鲁昭公死于晋事,引史墨言:“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力证执政者失去民心,人民也会将其忘记,即使他死了人民也不会怜惜、怜悯。

左丘明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从历史的角度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声音,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铸就人民共和国更大的辉煌之理论的正确性。

左丘明尚德政。认为“德,国家之基也……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治国“在德不在鼎……桀有民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左传·宣公十三年》)。

左丘明崇礼制。认为礼制是宗法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是实施德政的保证。把礼作为治国之基本方略。“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左丘明更直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视礼为法度,视礼为立国之干。为保障礼的行施,以刑为辅助手段。称“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左传·僖公十五年》)。谓“德刑不立,奸、轨并至”(《左传·成公十七年》)。“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左丘明之德、礼、刑兼施之法,又从历史的角度,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制建设和德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013年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论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其次,左丘明之战争观、军事思想及战争之谋略,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左传》记述大小战争近五百起,均以德来评判战争的正义、非正义;均把战争的胜负与战争是否正义相联系。如晋楚城濮之战言:“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又如周襄王八年楚晋韩原之战,即把晋军的失败,归结为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因此可以看出左丘明一直主张战争的正义性。师以正,出以礼。要有理、有节、有力。并主张国与国之间应成之于信,引之以礼。正如《左传·隐公三年》所言:“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天有质,谁能间之?”这些观点,仍可为当今对外政策之借鉴,也是当前我国对外政策正确性的鉴证。

因此,深入研究左丘明文化,将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央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五、有关推动和促进左丘明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不分嫡庶,不论地域和长、幼、尊、卑,在全世界范围内推举丘氏之德高望重并才识渊博者,组建以政府为指导、以法律规章为保障、以民间运作为主体的世界左丘明基金会。以保障左丘明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和持续发展。用于左丘明文献、文物的发掘、保护、修复和利用。

(二)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指示,严格遵守《文物保护法》。按照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根据文物保护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的规定,对有关左丘明的文物进行妥善保护、修复和利用。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等文物,都受国家保护。任何个人、任何单位都不得以个人之意志随意改变。左丘明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志第六·地形二中》。言:“富城(图示含今肥城西部一带)二汉晋属。有富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是极具历史文物保护价值的古墓,应尊重历史,保持其不避、不讳、无落款的公立原状,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让其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审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创造条件。

当然,墓作为重要历史文物应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而以墓为核心的陵园,则可根据需要和条件,在不违背政策的情况下进行规划和建设。宜广植松柏,把修复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祠庙则以恢复“左传精舍”为中心,然后逐步建设其他配套设施。如诚邀国内外书画大家摘抄《左传》《国语》的有关章节,建立“《左传》碑林”等。

另外,关于左丘明墓的修复,是修复宋时敕建之墓,还是修复明时之墓,也提请作进一步的斟酌。毕竟由当代皇帝御笔亲题墓碑,奉敕所重修的古墓,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它足以说明左丘明文化之厚重,影响之深远。

(三)加强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曲阜市文化文物管理部门的联系和联谊。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为共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贡献。

(四)多种形式宣传左丘明文化。推君子兰为市花,银杏树为市树。以君子兰之高雅而不奢华,质朴而不失芬芳;银杏树正直向上,叶繁而抗虫蚀,果优而拒贪食之特点,烘托左丘明之道德人格。

本文在征集和整理过程中,借鉴了杨朝明、王红霞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如有引用不当,请批评指正。

本文所言观点,完全属个人观点。而这些观点,旨在维护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之成果。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弘扬左丘明文化。

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单位,泰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及相关部门和单位,肥城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各级主流媒体,都付出了许多汗水。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欧阳中石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于希贤先生,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研究会副会长安作璋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董治安先生,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杨朝明先生,以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古典文献专家阴法鲁先生等海内外著名学者、誉享中外的史学大家都付出了大量心血。欧阳中石先生还为肥城题字“肥桃之乡 君子之邑”,并为左丘明墓题写了“鲁史左丘明墓”碑名(但因各种原因,当时未能使用。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因此,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被赞为:规模不大,规格很高;用时不多,成果颇丰;没苛求造势,却极具权威。解决了左丘明文化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肥城的文化强市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打开了困扰丘氏族人数百年的心结。但如果任人随意改变研讨会的主题,用“丘明”替代了左丘明,肥城文化强市的优势将何以为继,肥城的左丘明文化研究与开发还有多大价值。左丘明墓、左丘明故里等肥城的宝贵财富,一旦毁于我们这一代的失误之中,我们将如何向人民交待。

作为一名曾经从事史志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自始至终都应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原则。维护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如果为了一己之私,放任甚至怂恿对历史的任意歪曲和篡改,把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糟蹋得面目全非,无疑就是犯罪。即对不起自己的职业,对不起曾经为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付出辛勤劳动和心血的人们,对不起肥城人民;也对不起史祖左丘明,对不起左丘明之后代子孙。当然,要改变几千年的文明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