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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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左丘明 研究左丘明

时间:2014/11/21 阅读:440 作者:山东大学 董治安 我要打印


今天在山东肥城举办左丘明文化研讨开发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重视。

(一)

我们纪念左丘明,首先因为,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名著《左传》一书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是谁?汉人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班彪(《史记论》)、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断言是“鲁”之左丘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许慎(《说文解字·后叙》)也并肯定为左丘明,明确具体,无可别解。魏晋之后一段时间对此亦并无重要的不同认识。唐宋以来,出现“《左传》作者并非左丘明”说、“刘歆伪造”说等等,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却未能以坚确的证据从根本上推翻汉人的断言(拟另作讨论)。迄今《左传》的研究者,多数人信从司马迁、班固等汉人的意见,仍以《左传》作者为左丘明(或以左丘明为代表的一个群体),是有道理的。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古代社会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需要,产生了一批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视为经典、影响极为广远的名著,《左传》就是这批名著中独树其帜的一部。《左传》是编年记事的著作,又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而不论从先秦史学还是文学的发展看,《左传》都可以说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于后世多方面的启示和影响,难以尽述。并且,由于《左传》记事广博,在载述前722至前464年一个阶段若干具体事件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保留了不少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他学术史的珍贵资料,举如春秋时期人们天命观的发展,生产和土地制度的变化,诸侯国间大规模的战争,各国的政治谋略与风土人情,以及诗、乐、舞的流传等等。这说明,《左传》的历史价值和重要意义,还表现于更多的方面和更广的范围,它是我国先秦文化史上具有特殊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名著之一。

还应该看到,《左传》又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经书。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都是“解经之作”,被称为“三传”;而事实上,早在汉代,《左》《公》《榖》均已开始上升到与本经并列的地位。唐初孔颖达奉召撰“五经正义”,《左传》更凌驾于其他两传之上。此后的“九经”、“十二经”,直到宋以后的“十三经”、“四书五经”,《左传》都一直在收入之列。在我国古代,“经”被视为“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儒林传》)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有其被神圣化、神秘化的方面,然而,各种经书由于得到封建社会的推崇而得以广泛流传,却是不争的事实。以《左传》而论,自唐宋以迄明清一直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因而也就成为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难以例外的研习对象。而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两千年来亦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如清初朱彝尊汇著《经义考》,就收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馆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多达两百一十余种。显然,在长期的历史流传过程当中,《左传》对于中国文化史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是一般经学以外的著作很难与之相比的。

就整个体系而言,经学属于早已逝去的时代,其中包括不少糟粕的东西,这是不成问题的。然而,经学文化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绝不能笼统对待、一笔抹杀。比如《左传》,如上所说,本身原是我国文化史上古老而具有多方面价值的一部要籍,历代经部著作对《左传》所作的训诂、阐释、评说,以及一定的附会、演义等等,虽然带有神圣化、神秘化的意味,有应当扬弃的成分,但同时,却也不乏有益的学术成果,于推动古代学术发展有益。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古人总角之始倾心于经籍的研习,甚至一生精力尽瘁于此,各种经书对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不能不产生直接、间接的作用,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而这种作用和影响,无论是积极内容还是消极方面,都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存在,都积淀于整个民族文化传统,就此而言,也须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化对待。关于《左传》与《春秋》经学现代意义的研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大课题,兹不赘言。这里想要强调的一点只是:从经学和经学史的研究来说,《左传》的重要性显然也是不容低估的。

(二)

我们纪念左丘明,还因为,他富于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敬重的先贤。

年代久远,有关左丘明其人的文献记载,今天已经所见不多。但从《左传》本身足以看出,作者(左丘明或其所代表的一个群体,下同)应当是一位力图匡乱反正、守正不苟而嫉恶如仇的人。春秋战国时代,群众纷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对于史书的撰作者来说,能不能直面现实,怎样去评论现实的是是非非,可以说是关系到史家胆识的具体考验。《左传》记事,以《春秋》为纲而远不以《春秋》为限,增加了大量的内容;而在史料的编排处理中,又斟酌取舍、渲染突出,显示了左丘明特定的态度与倾向。摄要而言,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一,作者不是回避是非,也不是廉价地粉饰历史,而是敢于披露社会上层的种种矛盾,秉笔直书一些当政者的丑恶和罪责。象周王和诸侯的“交恶”、诸侯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君臣淫乱,出自私欲的父子相害、兄弟相残,以及种种倒行逆施、为非作歹等等,都给予了相当真切具体的载述。二,作者虽未能完全否定天命、鬼神,却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的作用,表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象书中列叙的不少人物,反对“困民之主”(《襄公十四年》),要求执政者“视民如子”(《襄公二十五年》)、“视民如伤”(《哀公元年》);反对“用人于社”,以“民”为“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又重视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如《庄公十年》所记齐鲁长勺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城濮之战等)等等。三,作者恪守仁、义、礼、德等道德观念,用肯定的态度记述了春秋时代一系列忧国重民、深明大义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象“义不与崔、庆盟”的齐相晏婴(《襄公二十五年》)、“不毁乡校”的郑子产(《襄公三十一年》)、智退秦军的郑商人弦高(《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如秦乞师”以救楚(《定公四年》)等。以上三个方面,突出地显示了左丘明是一个不虚美、不隐恶的人,是一个是非分明而敢于爱憎的人。他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良史”。

值得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左传》作者常以“君子曰”的形式评人论事,发表意见。例如,《宣公二年》记宋国御者“以小怨而不顾大义”,借“君子”之口评论道:“羊斟非人也,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对“残民以逞”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怒与谴责。《文公六年》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君子曰”:“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既斥责穆公、复痛惜“三良”,感情之浓重溢于言表。《隐公四年》记卫大夫石碏剪除为乱者而及于其子,“君子”也有评论道:“石碏,纯臣也……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充分肯定了石碏的“大义灭亲”之举。这些评论,可能有的是“左氏自为之辞”、有的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以直接表现作者的意见而具有更大的鲜明性;左丘明的史家风范和品格特征,在这里得到更突出的体现。

《左传》多处引用孔子的话(“仲尼曰”或“孔子曰”、“孔丘曰”)评论史事、臧否人物,共计约有三十多处。以此三十多条意见与《论语》所载孔子之言相比,文字虽未尽同而内容却颇多相似、相通之处。比如:《左传·文公二年》引“仲尼曰”批评鲁国执政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论语》中孔子论臧文仲,也有“何如其知(智)”的话(《公冶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仲尼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论语》亦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公冶长》)、“惠人也”(《宪问》)。《左传·昭公十二年》引“仲尼曰”评楚灵王“不能自克”以致及于乾谿之难,有道:“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显然与《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章的内容亦可以互参。凡此说明,《左传》所引孔子语绝非假托之辞,而是别有根据,相当真实可信。也说明,左丘明尊重孔子、以其为同道,而左丘明与孔子之间,确乎存在着某种理想的相近和思想的共鸣。《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评左丘明,可靠的文献仅此一条,极为可贵。恰恰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眼中的左丘明是一位光明磊落、品格刚直方正的人;而孔子大力赞扬左丘明,同样不无引为同道的蕴义(或以为《论语》与《左传》中的左丘明非是一人,不妥,拟另作讨论。)左丘明与孔子之间的彼此同气相求,增加了今人对左丘明的认识,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孔夫子的理解。这也表明,左丘明确乎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敬重的先贤。

(三)

纪念左丘明,应当进一步加强关于左丘明以及《左传》的研究,以便把对于古人的认识不断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指大陆范围)在左丘明以及《左传》的研究方面,应该说陆续做出过不少成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出版过一些有影响的专书,除先后整理重印过不少重要的古籍以外,今人所作《左传》新的注译本有《左传分国集注》(韩席筹,1963)、《春秋左传注》(杨伯俊,1981)、《左传译文》(沈玉成,1981)、《左传疏证》(徐仁甫,1981)等。应该附此一提的是,清人刘文淇、刘敏崧、刘寿曾三代合著的巨编《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也在经过整理、订补之后,于1959年首次正式出版。选注本则有《左传选》(朱东润,1956)、《左传选》(徐中舒,1963)、《左传选译》(瞿蜕园,1982)等。关于《左传》的研究性著作,有《春秋左传研究》(童书业,1980)、《春秋左传学史稿》(沈玉成,刘宁,1992)、《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孙绿怡,1992)等。其次,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较为重要的有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1962)、白寿彝《论左传三事》(1962)、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1979)、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1981》、徐仁甫《论刘歆作左传》(1981)、林甘泉《从左传看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1998)、浦卫忠《略论左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1998)等。再次,一些学术会议也研讨过有关《左传》的问题,如1996年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的“《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等。此外,大量中国通史和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著作,也往往涉及左丘明与《左传》的介绍或评论,不再缕述。

以上只是一个很不完整的概略考查,却也可以大致看出:第一,已有的研究确乎作出了可观的学术开拓,在《左传》文本的整理与今注今译、《左传》思想内容的现代审视与论析方面,尤其如此。第二,我们的工作尚存在某些不足。这种不足既表现于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仍嫌较少,还难以满足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有表现于已有的研究还存在若干相对薄弱、注意不够的方面,比如对于左丘明其人(包括其与《左传》的关系)的考索,就差不多可以说迄今仍停留在清代的水平上。

汉人所称左丘明撰《左传》之说是否可信?如确有其事,那么此一左丘明是否即为《论语》中所称之左丘明?左丘明是出现于春秋时期、孔子之前,还是活动在战国阶段、远后于孔子?左丘明的姓氏、职官、世系之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怎样理解《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左传》是否作于刘歆?如此等等,都是久已见存于《左》学领域而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论的问题。往古遥远而文献不足,这类问题的解决自难以一蹴而就,但必须引起重视,力争有所拓展,有所突破。这将不仅大有益于《左》学的深入探究,而且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也有积极的意义。

  山东肥城,古为鲁地,相传是左丘明的故里。在这里纪念左丘明,开展学术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会前了解到,肥城市党史史志办公室、肥城市石横镇政府对有关左丘明故里和世系的考证,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他们编纂了《左丘明史料选辑》,其中,《左传精舍志》一种,收列了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元1009)平阴县令范讽的《重修左传精舍记》、明熹宗天启二年(元1622)肥城县知县王惟精的《重修左传精舍记》,以及清代乾隆年间丘氏族人所修《姓谱》,为研究左丘明的姓氏、生平、世系、故里等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左传精舍志》属于地方文献,流传不广,容易受到忽视。其实,许多地方文献都能从一个方面记录和反映历史文化的发展,往往可以补一般典籍之所未备,或为某些成说提供佐证,因而具有特定的价值,《左传精舍志》正是如此。

相信我们这次规模不大而很有意义的学术会议将开得成功,能够于左丘明以及《左传》的研究有所推动,有所助益。



  2000年8月20日